2009年3月12日星期四

致信中共领导人 蒋彦永医生维权

图:「拉蒙.麦格赛赛奖」基金会派员探访蒋医生夫妇,蒋医生手持「拉蒙.麦格赛赛」的相片与夫人华仲慰合影。

【《动向》杂志2009年3月号特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及各位常委:

我是蒋彦医生,医生的职责是对人的生命负责。在2003年“沙斯”侵袭北京时,我就对此危险提出警告; 2004224我根据1989年我当301医院外科主任时所见,给两会领导及中央领导发了一封“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的署名信,信完全是按正规手续上送的。我的这一行为完全符合宪法、党章和军纪的。

但到200461日,我和夫人在没有任何文字手续的情况下,被非法‘‘绑架”。最初是以所谓《行政看管》的名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第四章第一节 行政看管,第六十七条: 对有打架殴斗、聚众闹事、酗酒闹事、持械威胁上级或者他人、违抗命令、严重扰乱正常秩序等行为的人员、或者确有迹象表明可能发生逃离部队、自杀、行凶等问题的人员,可以实行行政看管。——其中哪一点都对不上我——军职以上和专业技术三级以上军官、文职干部,由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委江泽民主席批准)拘禁了我们两星期。我夫人同时被“绑架”和拘禁,一周后才给她看了补发的《行政看管》命令。

2004616日中央军委又以《党纪立案》对我实行《两规审查》。审查我的人告诉我《两规审查》的时间一般应在三个月内结束。但经我反复催问,到200410月 中才给了我一份中国共产党总后勤部委员会发的所谓《代拟稿》:……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八条,“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消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规定。蒋彦的错误本应按情节严重处理,鉴于其能 够认识自己所犯错误,写出书面检讨,并有挽回的愿望,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给予蒋彦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我当即表示此《代拟稿》不实事求是,我不能接受,并立即写了《我的申诉》呈301医院党委直至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后经我不断催促,直到2005321日,向我宣读了中央军委对总后勤部党委第8号报告的批复:同意解除对退休干部蒋彦采取的措施。两次“措施”共使我失去了294天的人身自由。

我认为200461,前江泽民主席对我实行《行政看管》既违背宪法,又违背党章,也不符合军纪;2004616日对我实行《两规审查》是毫无根据,完全错误的。更有甚者,至今仍禁止我出国探亲,近乎荒唐,我要求立即解除限制。有关单位应该纠正错误,并向我表示歉意。这样才符合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的 “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一贯宗旨。

301医院 蒋彦医生

附件:见另文

200926

(《动向》283期将于2009年3月14号于香港出版)

蒋医生(左)与夫人华仲慰(右)在医院病房与病人及家属合影

【新世纪附录】

蒋彦永:《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 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 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名人民致伤致残。之 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快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 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造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 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我 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6月3日晚上,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 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 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証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 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与 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 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 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 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 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4、5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后,就告知孩子不准离 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10点了,老两口困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証)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 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 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 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左上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 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 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 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 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后来她儿子的尸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里,由解放军看守着。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 体是不准领走的。第二天,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另 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由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三轮车 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 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着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张大着嘴, 挣扎着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着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约 在12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一位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 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 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小,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臂。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 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 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

午 夜后,部队已通过301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察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 拍了照、录了像。其他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伤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 的。

北 京的戒严是从5月19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拦,无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301医院、装甲兵、炮兵、通讯兵等部队单位。驻 进301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于是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那时,每天清早6点左 右,从西郊机场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部队负责人(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位团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部队在这 段时间里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与之联系:报告部队已随时作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就是因为 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学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这批部队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中不少是 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敌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 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惨事件。

在 6月3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我和当时到 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是好。 6月4号上午有一辆坦克开到301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的战士。我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里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 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类毒气伤。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移到我们对面的307医院。我和廖 院长等其他院里的同志,都为老百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悲痛。

6月 9日邓小平召集各单位领导讲了话,紧接着就开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学、脑内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说院里托他先找我谈,让我说清5月中旬和医院进 修生上街去天安门的事。我告诉朱说,这事你不必管,院里谁管这事的来找我谈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上面从一份录象带上看到我和 医院进修生进城,他们乘一辆卡车,打着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声援队的大旗,敲锣打鼓地驶在复兴路上﹔我在一侧骑自行车跟着他们进城,让我把此事说清楚。我告 诉他,那天是星期三,我们科原定下午进城参加北京外科学会的学术活动,我已订好了车。当我们去车队上车时,被告知路上全是游行队伍,所以不能发车。此时, 我看到在301大门内有不少进修生,他们都穿着白大褂,准备登车去天安们声援学生的行动。他们见到我后,请我和他们同去。我问他们什幺时候回来,他们告诉 我他们要安营扎寨。我就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我骑了自行车,在他们卡车的一侧,一路走,一路聊。到礼士路,汽车已无法通行,他们下车步行进城,我继续骑 车到了天安门。因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广场转了一圈,就赶快返回医院。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 去汇报。此后谈到六四问题时,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六 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如我们的兄弟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那时的院长秦伯益教授当上面领导来找他谈话时,很坦然 地表示他对待六四问题没有不妥之处:如当时戒严部队无法进入城区,就分散驻入沿途的一些军事单位,根据军事医学科学院担负的任务,秦伯益院长提出,如部队 要驻入,应担负起保卫该单位安全的任务,否则如部队驻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进,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部队就没有驻入﹔关于给天安门绝食的学生送水的问 题,当时院内群众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并派了车,因为很多国家单位都那样做了,等等。考察的结果,秦的院长职务被免去了。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唐佩 弦教授,他和领导谈话时说,他在解放前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用马队加鞭子驱赶,没有开枪镇压。而现在是人民 的军队,却对学生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唐的副院长职务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 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六 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 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幺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由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文 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 幺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六四的错误 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1997年 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时,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提纲,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了言。他说:他 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20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接着指出邓小平在处理六四问题上是有错的﹔现在 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六四。89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有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煽 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陈,应该使六四恢复本来面貌。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 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能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因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相同 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的夫人新风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 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幺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 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6月3日晚在301医院抢救伤员 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幺具体,但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见附件),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1998年 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访问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 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告诉了他,还把我1998年写给中央 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杨 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六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 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 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就说,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至。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我不知 道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是否已向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作过传达。

最 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 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 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 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过去的。

我 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16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幺,人大常委、政协常委、16届中共党的 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六四。我们 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绝不会造成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 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 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

信如收到,请告我。

我的地址:万寿路朱各庄26号,5─1204

邮编: 100036

电话: 68134451

301医院外科

蒋彦永


2004.2.24

[附件一]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人大和政协的信

各位委员:

我们是一群老共产党员,我们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见附件),敦促他尽快平反“六.四”。这是全国人民都在日夜盼望的大事。

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经济改革必须配之以政治改革,若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深入发展。当前很多现象已显示出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已快走入死胡同了。

平 反“六.四”可作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首步。走这一步是最得民心的一步。“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认为平反“六.四”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问题 是由谁来打这张“王牌”。这张“王牌”理应由江总书记来打,但他若不愿意打,我们认为真正爱国,爱民,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的有志之士,都可以 拿起这张“王牌”。从我们接触到的各界人民,普通老百姓,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各层次的干部,包括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一致认为应及早平反“六.四 ”。“六.四”运动是北京的学生要求政府“反腐廉政”,得到全市和全国人民空前热情支持的爱国运动。“六.四”被镇压后,中国的贪污腐化日趋恶化。发展到 今天已成为世界上贪污腐化政权的顶端。平反“六.四”也可以为决心铲除腐化开辟一条道路,这是顺民心的必由之路。

我们衷心希望各位能出以公心,深明大义,大胆,勇敢地拿起这张“王牌”,在本届人大,政协会上对此问题做出顺民心的决策,为中国政局的长治久安,为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应有的光荣地位早一天实现,作出各位应有的贡献。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二]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江泽民总书记:

我们一群老党员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很明确,即敦促你痛下决心,平反“六.四”。

去 年三月,八届五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会上,吴祖光先生无私无畏,首次公开提出应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六.四”的罪魁祸首是贪污腐化分 子陈希同,是他编造了谎言,欺骗了小平同志,将陈希同的罪行公诸于众,就可为平反“六.四”找到保护小平同志的极好方案,但遗憾的是,他的忠言未被采纳。

去年九月,十五大开会前夕,赵紫阳同志给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的信,非常恳切地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这些中肯的建议又未被接受,再次失去了良好的时机。

六. 四”事件是世人皆知的,是共产党,人民军队血腥镇压了要求政府反贪廉政的无辜学生群众。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迫切地 要求尽早平反“六.四”。全世界人民也时时不忘要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平反“六.四”。你去年访美时在哈佛大学讲话时,学生就关切地向你提出了“六.四”问 题。你只能含糊地表示,政府的工作总免不了会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相信你头脑中是非常清楚,“六.四”是应该平反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 有良心的人,你能想象在一夜之间,你的妻子,儿女,父母或亲友,突然被罪恶的子弹杀害了,难道你能不愤恨,你能允许这种罪恶永不平反吗?

我 们想你所以将此事拖下去,最大的顾虑是怕平反“六.四”会引起混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认为中国老百姓,广大的干部,广大的党员经过”文化大革命 ”的浩劫又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祖国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大家也希望国家的政局能稳定,但是怎幺才能稳定呢?我们看到每年“六.四 ”前,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北京政府,总是“草木皆兵”,极度紧张恐慌,生怕发生什幺不测,这种情况能说是稳定吗?

赵 紫阳同志提出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党在解放后各次运动中,犯过不少错误,都是由党主动来解决的。每平反一个问题,都是得到人民群众 的拥护,增强了团结,并没有乱。如反右运动错划了数十万“右派”,胡耀邦同志当政时,将“右派”全平反了,几十万“右派”并没有闹,国家也没有乱。“人民 公社”、“大跃进”,使成千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进言惨遭迫害,现在全党全国都已肯定这是毛主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 要闹,仍是拥护共产党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成亿的人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苦难,小平同志将“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 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拥护共产党了,更拥护能大胆彻底纠正毛主席错误的小平同志。“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我党主动纠正错误,给予平反的,也没引起任何混 乱。

   目前我党对“六四”问题一直拖着,不主动去纠正错误,使党 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可以说目前共产党的威信已降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地步。但我们 相信只要我们党主动解决了“六四”问题,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决不会造成混乱。况且主动解决“六四”问题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我国的国际信誉将大为改 善,这样做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紫阳同志的意见确是极有远见的。

紫 阳同志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六四”的问题拖着,在国内老百姓不会改变对党的不信任,国际上也会无时无刻不断以“六四”问题压迫我们的党和政府,越拖下 去困难越大,当然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我们认为“六四”问题一平反,我们的领导就放下了一个千斤重的包袱,晚上睡觉也不怕鬼敲门了。

   平反“六四”实际上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你江总书记可以用这张“王牌”来解决很多问题,别人包括现在政治局的各位同志,军队的各位领导,也都了解 这张“王牌”的份量,大家心里都清楚,“六四”早晚要平反,有朝一日,他人抢去了这张“王牌”,甩了出去,我们想,你总书记本事再大也难以抵挡。所以我们 认为你必须了解这一点,平反“六四”越早越好,否则夜长梦多,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你将变成为历史的罪人,那时悔之晚矣!


  我们在给你发此信的同时,将此信分发给党中央领导及人大政协的领导,希望在本届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能对此问题做出使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满意的决定。

  最后再次希望总书记深思,切勿错过良机!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2009年3月2日星期一

曾慧燕:風雨蒼茫一戈揚

【引言】八九民運代表人物、原北京《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因心臟衰竭,於美東時間1月17日深夜11時40分(北京時間1月18日下午12時40分)病逝紐約法拉盛醫院,享年94歲。本文是迄今為止最詳盡記錄戈揚精彩一生的報導。

流亡生涯不是夢。對一生都在追夢、圓夢的前北京《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 (本名樹佩華)來說,永無休止的追求和探索,才是人生的真諦。

她有過異於常人的崢嶸歲月。延安時代,她是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賞識的「紅衣少女」。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她與原《大公報》女記者彭子岡、浦熙修和楊剛,名列「中國四大著名女記者」之一,曾任新華社華東分社社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

她投身革命一輩子,1957年卻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開除黨籍,發配到農村勞改22年,期間在內蒙古北大荒10年;文革結束後她獲得平反,重新擔任《新觀察》雜誌主編,為推動中國大陸的開放、政治改革及新聞改革作出卓越貢獻。好不容易過了幾天好日子,沒想到步入暮年時,卻由一個應邀來美的訪問者,成為有國不能歸、有家不能回的流亡者,因1989年「六四」事件流亡美國。

戈揚生於1916年1月13日,現年高齡88歲。客居美國15年多,她沒有虛度歲月,除了努力適應新環境,她學英文、學電腦,勤於吸收新知識,筆耕不輟。她用一生不懈的追求,成就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同夢結連理 譜出黃昏戀

2002年9月,86歲的戈揚,與83歲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本名馬義),兩人同夢結連理,良緣喜訂鴛鴦譜,譜出一曲感人的黃昏戀,也為歷史留下一段亂世中國兒女情的佳話。而在他們還未正式結婚前,兩位老人三度悲歡離合的傳奇經歷,為人津津樂道。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歷史學家余英時、陳淑平夫婦對司馬璐、戈揚說:「你們倆真是理想的最後結合。」

紐約聖約翰大學教授李又寧說:「你們的愛情故事與現代史密切關連,是一個動人的故事。」

台灣作家柏楊、張香華夫婦說:「有情的人一定有緣,有緣的人一定有果。」

美國科羅拉多教授劉再復說:「你們是有信念的人,有信念的人是幸福的。」

捷克詩人塞佛特說:「上天是很公平的,不論貧富貴賤巧拙愚智,每個人擁有的時間精靈背後,都輕舞飛揚同樣孤獨、同樣停不下來的一雙趐膀。就因為這樣,在從容衰老的過程中,我們才可以隨時乘著回憶的趐膀來到人生旅途上任何一個階段;也因為這樣,美好的人跟事,才會悲喜交集地一件一件說不完。」

司馬璐與戈揚,同為江蘇海安小同鄉,是一對兒時青梅竹馬的玩伴。他們早年嚮往共產主義理想,相繼投身革命洪流,先後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後來司馬璐「背叛革命」,逃出延安,遷居香港,1983 年再移民美國;戈揚則對革命堅定不移。

兩人在1943年分道揚鑣,生死契闊半個多世紀後,歷盡劫波,最後殊途同歸。命運之神讓他們1989年在紐約重逢,隨後月老的紅繩將他們繫在一起,在星條旗下再續前緣。正應了「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句金玉良言。

1989年,戈揚73歲。從前中國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時代不同了,年逾古稀的戈揚一點不顯老。1989年4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生命結束在不該結束的時候,引爆八九愛國學生民主運動。戈揚帶領《新觀察》員工去天安門廣場獻花圈,並與《世界經濟導報》在4月19日合辦了紀念胡耀邦逝世的座談會,由戈揚主持。

4月下旬,戈揚從北京到舊金山參加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不久,「六四」事件爆發,6月30日,北京市長陳希同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講話中數次點了戈揚的名。《新觀察》與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指為「煽動反革命動亂」的一報一刊,遭到查封停刊的厄運,

跨過世紀回味的苦澀,沿著命運不可抗拒的軌跡,戈揚被迫滯美不歸,開始漫長的流亡生涯。一個70多歲的老太太追隨共產黨半個多世紀,因擔憂國運追求民主進步,天涯有家歸不得,戈揚仍以微笑面對厄運。

在名報人陸鏗熱心牽針引線下,星雲法師首先向戈揚伸出歡迎之手,安排她在洛杉磯西來寺小住百日,戈揚以《西來寺》為題作詩表心跡:「洛城山外景色新,客子遍嘗兩岸情;患難方知佛可歸,是非盡處見真人。」另一首題為《別西來》的詩曰:「匆匆辭別西來山,走霧穿雲回凡間;百日修行道尚淺,紅塵燦爛仔細看。」

*人生何處不相逢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戈揚滯美後,

1989年10 月應哥倫比亞大學邀請來到紐約。不久,美國世界日報星期天出版的世界周刊,刊出香港鏡報月刊紐約分社社長莫利亞訪問戈揚的文章。戈揚跟司馬璐參加革命後都改了名字,司馬璐覺得文中提及戈揚的經歷,閃現了他念念不忘的兒時玩伴樹佩華的身影。經莫利亞居中聯繫,證實戈揚與樹佩華同一人。

有意思的是,司馬璐和戈揚失去聯繫後,不約而同在香港和北京出版雜誌,分別名為《展望》和《新觀察》,雖然中文名不同,但英文名稱接近。而那時人在香港的司馬璐,還特別注意《新觀察》的文章,覺得它在大陸是一本十分開放活潑的雜誌。「當然,那時我做夢都想不到,新觀察主編戈揚就是樹佩華。因為我們在參加革命後都改了名字」。

兩位老人在紐約華埠一間中餐館久別重逢,心情都異常激動,雖然年輕時的激情不再,難得的是兩人仍默契十足,好像從來沒有分開過。他們真正理解了「嚶嚶鳴矣,求其友聲」、「同心相知,同氣相求」的涵義,更難能可貴的是,兩人幾十年來共同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理念不變。

「雖然近黃昏,夕陽仍是無限好!」

被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辭典」的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自言是一個「平凡的人」,一生卻充滿傳奇。他廣泛接觸過國共兩黨的上層人物和中國各黨派的知名人士。八十年來物換星移,多少風流人物與他擦肩而過,論英雄豪傑如數家珍,時代風雲變幻盡收眼底。

他總結自己的一生,有兩個特別經歷:一是生平接觸過最多當代中國政治人物,對中共黨史有著個人獨特經歷和長期從事資料搜集研究的權威;二是多次面臨絕境,都能在鬼門關轉一圈後死裡逃生。

「往事如煙,人生如夢,政治如戲。」聽司馬璐細說「我這八十年」,精彩絕倫,宛如自「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中走了一遭。

回首過去,自稱「五四孤兒」的司馬璐,大半生都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不斷和死神搏鬥,親歷中國複雜的政治風浪和歷盡人間滄桑。他將生命溶化在大眾的事業中,孜孜不倦從事學問和歷史研究,雖然歲月已刻在他的額角和臉上,但他內心仍生氣勃勃,進入「永久青年」的境界。

*人至期頤仍不休

1999年7月4日是司馬璐八十大壽,當天他在曼哈頓中城一間中餐館慶祝八十歲生日,當眾宣布成立旨在促進兩岸三地學術文化交流的「中華學人聯誼會」,並將來賓出席壽宴贈送的禮金悉數捐出作運作基金。六年來,該會已舉行過連串學術會議。在他身上,充分展現了「人至期頤仍不休,生命八十才開始」的精神。

司馬璐1919年生於江蘇省泰州海安縣,與「五四」運動同齡。他不諱言自己是個私生子,生母崔氏是海安一個大戶人家的千金,生父陸省齋本來是崔家的家庭醫生,將崔家小姐誘姦成孕。在舊中國,未婚生子被認為有辱家門,崔氏生下司馬璐時年方17歲,隨即不堪壓力吞金自盡,崔家把他送進「育嬰堂」(相當於「孤兒」)。稍後他被海安另一大戶馬家收養,六歲時養父母雙亡,由於他生來「不是馬家人」,馬家宗族遂發生一幕搶奪家產的鬧劇。

此後,司馬璐成為「亂世孤兒」,淒風明月,苦雨寒窗,感懷身世凋零如雨打浮萍,失群孤雁。他說:「如果說,我的誕生,生母崔氏為我自殺是一場悲劇,那麼這一場馬氏宗親奪產便是一場鬧劇和醜劇。我的身世中,悲劇是第一幕,鬧劇和醜劇是第二、三幕。

他續稱:「我是一個私生子,從小便是個孤兒,到處流浪我的童年的災難,使我一輩子痛恨這個不合理的中國社會,家庭的愛,社會的愛,國家的愛,都距離我很遠,我一生在自生自滅中長大,叫我何處去尋根?又叫我何處去認祖呢?」

司馬璐回顧他的青少年時代,簡直不敢相信自己是如何活過來的。在他艱辛曲折的一生中,荊棘滿途,他屢次跌倒了爬起來,再跌倒,再爬起。「我認識科學與民主,不全是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也是走了不少冤枉路換來的。」

他童年所受的正式教育,只有兩年私塾和三年小學,一度靠行乞和拾垃圾為生。後來,他在一間布店做學徒,在這期間讀了許多中國舊小說,把他帶入一個幻想的世界。令他入迷的書,都與他童年的遭遇有關,他愛讀神怪武俠故事,嚮往自己有一天像故事的人物黃天霸、孫悟空大鬧天下。

1936年,司馬璐接受一個短時期的圖書館管理教育,然後到鎮江一個私立流通圖書館做管理員。他一直認為,書是知識的泉源,只有知識才是有用的,管理圖書的好處是知識的接觸面很廣。他生性嗜書如命,在圖書館工作,使他得以持之有恆地增進知識,在某一程度彌補了他缺乏的高等教育。而每讀一本書,都像在他眼前打開一扇窗戶,讓他看到外面的繽紛世界。

他生平第一件得意的事,是把所學的圖書管理知識,再與實際經驗結合,寫了一篇處女作《怎樣利用圖書館》,寄給全國最富聲譽的天津《大公報》的「圖書副刊」,不久獲刊用。當時他在圖書館的月薪是八元大洋,這篇文章的稿費高達十二大洋,使他喜出望外,寫作信心大增。

他的知識幾乎全是自學得來,許多人問他是哪一所大學畢業的?他經常要費許多唇舌解釋,自己沒有讀過大學,甚至連中學也沒有唸過。「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青年一度用「自修大學」和「社會大學」兩個名詞形容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認為兩者都適合他。由於生於亂世及個人命運多舛,他未能接受高等教育,至今引以為憾。

司馬璐養父母領養他時,給他起的名字叫「馬元福」,後來他自己改名「馬義」(取自「馬克思主義」的簡寫)。「司馬璐」是他寫作時的筆名,「司馬」代表他對中國古代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崇敬,「璐」字是為了紀念掩護他離開上海的女友、「大仁大智的奇女子路培華」,後來「司馬璐」越叫越響亮,本名反而沒多少人知道了。

*愛在心間難開口

鎮江是司馬璐一生最早接觸新文化的地方,也是他與戈揚留下許多美好回憶的地方。在少年情懷總是詩的年代,戈揚與司馬璐在鎮江一起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讀書會」,戈揚是這一時期的活躍分子。司馬璐回憶,年青時的戈揚非常漂亮,喜歡穿一襲紅衣。司馬璐比戈揚小三歲,但就像他的「偶像」賈寶玉那樣,早熟多情,對戈揚情有獨鍾,但卻愛在心間難開口。那個「紅衣少女」的形象,多少年來一直深刻烙在司馬璐的腦海中。「可是,那時追求戈揚的人太多了,我怎麼排隊都輪不到。」而且在「紅衣少女」眼中,那時的司馬璐,只是「一個黑黑瘦瘦的大孩子」。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其時司馬璐被共產黨安排在蘇北海安文化館任職,是鎮上第一個知道消息的人。翌日一早,他即去戈揚家中「通風報信」。懷著對日本侵略者的國仇家恨,他們一起搞黑板報,又邀請當地出身前清舉人的紳士韓國鈞的女兒韓柳閒,組織一個抗日劇團,藉演出宣傳抗日,正在排演期間,司馬璐奉命急赴上海,與戈揚不辭而別。此後,他「進入一個黨指向那裡,就奔向那裡的時代」。

戈揚後來撰文回憶這段歷史舊事時談到:「七七抗戰開始,小馬義到我家裡說『蘆溝橋打起來了』,然後我們一起到外面貼壁報(也就是日後的大字報)。我奇怪,馬義當時的消息為什麼那麼靈通?我又奇怪,馬義為什麼又突然失蹤,在海安消失了呢?」

這個謎團後來終於揭曉,司馬璐給戈揚看了一份中共黨內的內部材料,戈揚才驚奇地發現:「原來馬義入黨的時間比我還早呀!」司馬璐是在」七七事變」前夕「突擊入黨」,他得意地說:「我那時真是小小年紀,一顆紅心,神出鬼沒。」

原來,他從海安「突然消失」後,到了上海。「七七事變」,北平天津相繼失守,國民黨軍隊和日軍正在華北激戰。1937年8月13日,日軍在上海登陸,抗戰全面展開,當時中共的政治口號是:發動群眾保衛大上海;而內部傳達是:國民黨政府要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共產黨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十月底,大場失守,大上海保衛戰接近尾聲,在撤退期間,中共給司馬璐的指示是「立即準備到延安學習」。「黨叫幹啥就幹啥」,司馬璐義無反顧到了延安。

戈揚後來也投奔延安,巧合的是,司馬璐與她分別在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手下工作。1938年,年僅19歲的司馬璐出任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圖書館主任。翌年再出任「新華日報延安辦事處」主任,該單位後來和延安「新中華報」及「每日新聞」三個單位合併,改為「延安新華通訊社」,他是主持人之一。

1940年,司馬璐被派往四川重慶,在周恩來、董必武領導下擔任地下工作,與戈揚一度在重慶不期而遇。當時的「紅衣少女」戈揚,參加過著名的「台兒莊會戰」,且是才女,深得中共領導人器重。由於那時兩人都「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都在準備為共產主義理想「拋頭顱、灑熱血」,置生死於度外,所以見面時礙於革命紀律,對自己的事情守口如瓶,也將兒女私情拋在一邊。

*覺今是而昨非

1941年「皖南事變」,司馬璐歷經種種一言難盡的政治打擊,被派到白區(當時中共對直接控制以外的地區,一律稱為「白區」)做地下工作,接受最艱苦的「革命考驗」。當時他一片丹心追求共產主義的理想,強忍內心痛苦,不動搖其政治信仰。多次赴湯蹈火,全力以赴執行「黨給我的任務」,但他的積極表現和犧牲精神,招致更多打擊。

他逐漸發現,他認識的共產黨員,沒有一個逃得過被整肅的命運。他耳聞目睹很多著名的共產黨人,一生中都有幾上幾落的紀錄,「被整時未死的,再整人時絕不手軟。不管冤假錯,先下手為強」。他與中共領導人由於感情糾葛,從情敵被打成政敵,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派他深入敵區做地下工作,美其名「接受考驗」。其後又派他往浙西,「當時我的處境危機四伏,驚心動魄,分分秒秒與死神共舞、目睹多少為理想奮鬥不息的青年人,死於中共黨內鬥爭」。

司馬璐心灰意懶,他與中共的關係,從最初的革命浪漫主義到懷疑否定,到感受壓力乃至產生恐懼感再到脫逃。最後,他從親身經歷的黨內鬥爭中,大徹大悟,認識到共產主義的錯誤,「覺今是而昨非」,他痛苦地放棄自己當年的理想和追求。1943年,他做了共產黨的「逃兵」,毅然脫離中共。不過,他對自己過去參加及退出共產黨的歷史,無悔無怨。

在中共建立政權前夕,政治嗅覺靈敏的司馬璐從上海逃往香港,從零開始,披荊斬棘開創新天地,成為名噪一時的中共黨史專家。他靠賣文為生,並與一群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的作家組織「自由作家聯誼會」,時常舉辦各種活動,非常活躍。1952年,他在香港出版《鬥爭十八年》一書,記述他從十二歲到三十歲(1931至1949年)接觸中國政治生活的獨特經歷。此書出版後成為暢銷書,共銷約十萬餘冊,並譯成數國文字,他拿到一筆可觀的版稅和稿費,成了「小康」。

司馬璐在香港前後一共出版過約20本各類書籍,視為心血之作的有《中共黨史暨文獻選粹》12冊及《翟秋白傳》等。

1958年司馬璐在香港創辦《展望》雜誌,至1983年底移民美國才停刊,歷時16年,在香港算得上是一本「長命」刊物。移民美國後,他在紐約主編《探索》雜誌,長達十年,至1993年停刊。

他個人在思想與政治上,經過幾十年的摸索,開始覺悟到,解決中國問題,仍然需要沿著「五四」運動的方向繼續前進。「五四」精神並沒有過時,民主主義才是他真正的理想,民主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出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他希望看到中國繁榮進步。

司馬璐在八十歲生日時,完成《紅樓夢與中國政治》一書,接著決定執筆撰寫他的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司馬璐回憶錄》 (由明鏡出版社出版)。他有感自己親歷這大時代大轉變的過程,絕大多數與他同輩的人都已逝去,他傳奇的一生結合中國共產黨的史實,令此書頗有看頭。

他說:「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忠實的寫出我的記錄,作為歷史的見證。我相信人的生命必須有夢,我走進這個世界就開始有夢,一個夢接著一個夢,我走過來了。..... 從演員變為觀眾,寫回憶錄,一樂耳」。

*數十年生死兩茫茫

回頭再說司馬璐與戈揚各奔前程後,自此天各一方,數十年生死兩茫茫,但對方的音容笑貌不時仍在彼此的心頭掠過。司馬璐在戈揚的記憶中,是「一個黑黑瘦瘦的小馬義」;而戈揚「紅衣少女」的形象,則深刻烙在司馬璐的腦海中。

戈揚早在20世紀三○年代就仰慕共產黨,嚮往「解放區的天空是晴朗的天」,這是那個時代熱血青年的共識。1941年,戈揚參加新四軍,為革命出生入死。她回憶說:「那時候的共產黨是有理想的,當然是不合實際的理想,例如『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那時的共產黨也是正義的,要求抗日也是愛國的。我們青年人就在這樣一股熱潮中參加了共產黨。」

解放後,戈揚先後出任新華社華東分社社長和北京《新觀察》雜誌主編。1957年反右運動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她在劫難逃,前後下放勞動改造22年,在北大荒的嚴酷環境下度過黃金年華,飽經風霜,吃盡苦頭。也正是由於她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的種種折磨,使她重新認識了共產黨的真面目,不再崇拜共產黨。「我發現共產黨沒有為人民做

過什麼好事」。

「四人幫」垮台後,戈揚重回《新觀察》,將這本雜誌辦得有聲有色,以開明開放的風格蜚聲中外。

*人生七十才開始

戈揚晚年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時年73歲,她沒有被逆境擊倒,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安排下,到曼哈頓國際語言中心,從英文26個字母學起。

回憶這段「牙牙學語」的經歷,戈揚笑說,「六四」事件前夕,她是跟詩人北島 (本名趙振開)搭乘同一架飛機出國的,當時北島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跟她說:「你如果不會說英文,就什麼都不說,光說『Yes,Yes』就是了。」戈揚說:「我如果回答錯了呢?」北島說:「那好辦。你一看對方臉色不對,就說『No,No』就對了。」說得戈揚大笑。

那時戈揚除了學英文,還經常去「中國人權」的辦公室打發時間。在那裡,她第一次接觸到電腦,覺得新奇無比。其時正值信息網路熱到來的時候,她投身其中,切實感到電腦和網路給人帶來的樂趣。「人之所以成為人才,靠的是大腦的智慧,電腦則是人腦的延伸。反正閒著無事,多學一點新東西總是好事。」

好個戈揚,一頭鑽進電腦網路的世界,學起電腦打字來。最初困難不少,邊學邊忘,寫一篇稿要比筆耕花多好幾倍時間。有時一個不小心按錯鍵,差不多接近完成的稿件,不翼而飛全功盡棄,但她沒有氣餒,相信功多手熟,熟能生巧,不久漸入佳境。到後來,用手執筆寫稿反而不習慣了。「用電腦寫稿,修改、增刪稿件實在太方便了。」此後數年,她應香港《開放》雜誌每月一篇的專欄文章,都是借助電腦完成的作品。

戈揚學英文,不止滿足於日常簡單會話,兩三年後,她的英文程度已經可以閱讀《紐約時報》和《時代周刊》等英文報刊。在美國的流亡歲月,戈揚沒有虛度,最初十年,她忙於寫作、演講和參加研討會、座談會等各種社會活動,接受媒體訪問發表時事評論等,沒有一刻空閒。直到2000年,84歲的戈揚動了心臟大手術,身體每況愈下,才減少了外出活動。

近年在家靜養病體的戈揚,又迷上了研究「羅素思想」。羅素生於英國貴族家庭,他的祖父做過維多利亞王朝兩任首相。羅素98歲的人生,「是在追求與失望中度過的。」羅素在他的自傳中寫道:「三種簡單的但又極為強烈的激情,支配著我的一生,對愛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和對人類苦難不堪忍受的悲哀。」戈揚回顧自己的一生,在思想上與羅素產生強烈共鳴。

她說:「羅素以九十多歲的高齡,強烈地奔走,走過一生,真是不容易!何況這三件事,都與人的性格不同有關,更加引起我的興趣。」而羅素由一個自由主義者轉變為社會主義者,跟戈揚由一個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轉變為民主自由主義的鬥士,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戈揚幾年前眼睛動了白內障手術,近年又因青光眼視力退化,但在健康未惡化前,她每天仍借助放大鏡讀書看報,並摸索著用電腦寫回憶錄《風雨蒼茫》。她用回憶錄細說前塵往事,敘述她一生追求共產主義理想、晚年卻承受理想幻滅之苦,命運弄人,最後成為年輕時代要打倒的「美帝國主義」的國家的公民。她進入回憶的國度,在回憶的時光中度日。但從2004年上半年開始,她身體每況愈下,回憶錄還未完成。

她最深的感受是自己年逾七十才來美國,沒有對美國作過什麼貢獻,可是,「美國對我太好了!」光是她心臟病入院動手術的費用,若在大陸可不得了,但在美國,她不用花一毛錢。出院後回到家中,還有護理員全天上門照顧,充分享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許多在中國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流亡到美國後,往往有「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失落感。戈揚每個月基本靠幾百美元養老救濟金生活,但她每天都活得高高興興的。

戈揚說:「我自己覺得,到美國後,得到的是自由。我所需要的和追求的,也正是這份自由。這裡沒有人跟蹤我,沒有人竊聽,沒有人包圍自己,這就很好了。我居住條件差,但說老實話,在中國的精神壓力,要比這裡大得多。我追求的理想就是民主,而中國實行的是一黨專制、獨裁,跟我隔得很遠。」

光靠幾百美元一個月的救濟金,在美國特別是在紐約這樣比較高消費的地方生活,要想舒適確不容易。但是,戈揚卻這樣甘之如飴生活了十多年。她沒有后悔自己的選擇,她說自己已跟共產黨格格不入,她所追求的就是原來共產黨所說的人人平等。「但它自己推行的是專制獨裁,不平等,我怎麼能跟它同流合污呢?」

在美國流亡期間,最初戈揚仍保持中國公民身分,一度被拒發養老金,戈揚後來乾脆入了美國籍,這樣繼續領養老金就沒有問題了。戈揚在宣誓成為美國公民的時候,流下了眼淚。因為她沒有想到活到這麼大的一把年紀,還要在國外流浪,更沒有想到為養老金的問題,要加入美國籍。

像戈揚、劉賓雁這樣一大批流亡海外的知識菁英,誰能體會他們孤獨、痛苦和飄零的感受。戈揚與「五四」運動一起,參與締造了新中國的誕生,還有王若望、王若水及金堯如等前輩,他們把一生貢獻給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到了老年,卻不能擺脫被放逐的命運,客死異鄉。這是全體中國人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劇。

戈揚前幾年還有信心在有生之年重回中國大陸,但踏入2004年以來,尤其是近段時間,身體健康一直在走下坡,眼睛看不清東西,聽力也在逐漸消失,已有老人癡呆的跡象,最近數度進出醫院,身邊的人都在暗暗為她擔心。

司馬璐以前常常喜歡外出蹓躂,由於照顧老伴精神壓力過大,今年以來健康狀況差了不少,去年他還龍馬精神海鶴姿,現在走路步履蹣跚,需要借用助步器。除了外出購物、看醫生,他終日陪伴在戈揚身邊。一向女強人作風的戈揚,自健康狀況惡化後,心靈變得特別脆弱,極度缺乏安全感,經常擔心有那一天醒過來失去司馬璐。司馬璐只好一再承諾與她相依為命,不離不棄。

司馬璐謙稱,他的思想境界沒有戈揚高,看問題也不如戈揚有深度,但他的脾氣沒有戈揚大,在他眼中看來,戈揚什麼都好,就是「愛發脾氣」。

戈揚說,司馬璐是私生子,母親生下他就自殺了,「他與生俱來有憂鬱症」,而戈揚天生說話大嗓門,有脾氣就發,發了就忘了。司馬璐每次在戈揚衝著他發脾氣後,則一聲不響生悶氣,戈揚最初並不知自己「得罪」了他,奇怪「他怎麼變成了悶葫蘆」,相處日久,才了解對方的脾氣性情,以後再碰到司馬璐不吱聲,戈揚就會恍然大悟,「壞了,我又說錯話了。」

人老了有時性格脾氣都跟小孩子無異。老太太有時那裡不舒服了,也會使點小性子,年紀一大把了,還會「吃醋」。司馬璐有時外出時間長了點,她除了擔心「馬先生」 (戈揚對司馬璐的暱稱)的安全,還會懷疑他去找那個年青的小姑娘了。有時司馬璐氣她「無理取鬧」,會跟戈揚的女兒小米或我訴苦。我們都安慰他,她是個病人,您就多擔待點,把她當病人好了。

司馬璐一想,也真是的,跟一個病人有什麼好計較的。他說,自從戈揚視力、聽力和記憶力都出現問題後,有時覺得自己「挺委屈受氣的」,但每每念及戈揚從前對他的種種好處,一會兒氣就消了。

*同為天涯淪落人

司馬璐與戈揚「同為天涯淪落人」。1990年,他住在紐約布碌崙,戈揚住處離他不遠。他大病一場,戈揚在病榻前悉心照顧他直到病癒,由於他是私生子,在封建社會不被承認,加上自幼失怙,沒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戈揚在他病中送來溫暖及情誼,令他特別感動,當時他就在內心暗暗發誓,以後有一天要好好照顧戈揚。他們在布碌崙一住七年,1996年,他們在紐約法拉盛一處合作公寓合購一單位共賦「同居」,互相照顧扶持。

司馬璐說:「我從小缺乏家庭溫暖,別人對我好一點點,我永遠銘記在心。對戈揚更是如此,無論她的健康惡化到什麼程度,我都要盡到良心和道義上的責任,有情有義,善始善終。」

戈揚在《曼哈頓》一詩中,記載了兩人生死不渝的深厚情誼。「入冬小住曼哈頓,怪事奇談處處聞;青梅竹馬來相會,竟是斑斑白髮人。」司馬璐也和詩一首:「海安青梅竹馬,重慶異床同夢,紐約歷經考驗,從此長相廝守。」

他們兩人本來已同在一個屋檐下生活多年,為何遲至2002年才興起結婚念頭?這要從戈揚2000年3月心臟病突發、險死還生講起。戈揚後來在香港《動向》半月刊發表《我死過一次》一文,記敘了她在鬼門關走了一遭的經過。

2000年戈揚84歲,半夜突覺心疼,「只覺得有一種要死的感覺」,經檢查是心臟兩條相鄰的血管栓塞,醫生當機立斷給她做手術。

戈揚與胡耀邦同年,她說:「我得了和胡耀邦同樣的病,胡生病那年七十三歲,我生病時八十四歲。俗話說: 七十三,八十四,是一道坎兒。胡耀邦十一年前沒有活過來,我卻活過來了。我因這次『死而復生』深深體會到,給病人動手術與否,是由政策定的,要看是否把人當人看待,就要首先承認人有『生』的權利,不論職位高低,一律平等。當然還要有崇高的醫德和精湛的醫術為其服務。我有幸在這樣一個國家,所以活了。」

戈揚的生命力非常頑強,4月13日入院動手術,手術非常成功。術後五天,她轉到性質類似老人療養院的「護士之家」復健,6月9日出院。那天我與小兒艾雷買了一束好看的康乃馨鮮花去接她回家。我在車上對她說:「您應當寫篇文章,把兩個月來從發病、手術到康復的心得體會告訴大家。」這便是上述文章的由來。

但戈揚在這篇文章中沒有提到的是,臨推入手術室前,她擔心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突然有一個「未了心願」,她鄭重其事作為「遺言」說了出來:「我和馬先生就算結婚了。」戈揚守候在旁的兒子小胡趕緊安慰她:「我當證婚人。」

戈揚康復後,一度覺沒有必要再「多此一舉」。轉眼兩年過去了,這一回是司馬璐身體不適入院檢查,對方要家屬簽字,司馬璐半天作聲不得,他與前妻早已離異,唯一的女兒是抱養的,不在身邊,戈揚在一邊「嚷嚷」:「我們結婚吧。」司馬璐如釋重負:「我的太太是戈揚。」

*一對新人成老伴

2002年9月13日,戈揚與司馬璐在紐約曼哈頓移民局法庭舉行特別婚禮,一對「新人」從此正式結為老伴,兩人喜極而泣,場面感人。他們的婚事,由紐約華人女律師潘綺玲一手操辦,鑒於兩人的特殊身分和年齡,紐約知名女法官麥曼紐斯 (Margaret McManus),特別為他們在移民局法庭主持簡單隆重的婚禮。

老倆口在兩岸三地知名度頗高,但在準備結婚前相當低調,保密功夫十足。當天的婚禮,除了由陳健華、潘綺玲律師夫婦及其助理陪同,並邀請紐約公共圖書館東方部顧問大任和我擔任男女方的證婚人,再沒有邀請任何人。此前幾天,我接到馬伯伯 (司馬璐)來電,他說戈揚不把我當記者,視我為女兒,要我代表女方家人簽字證婚,並叮囑我要保密。

大喜日當天上午,碰巧他們在台灣的好友陳宏正抵紐約,要約他們中午餐敘,司馬璐只好吐露實情說正要出門辦理結婚手續。陳宏正立刻表示要趕來法院觀禮,我覺得他比我更適合擔任證婚人,主動「退位讓賢」。作為男方證婚人的馬大任,作了一首「打油詩」,以「恭賀馬義兄戈揚大姐老年新婚之喜」。詩曰:「少年志同又道合,中年各自奔東西,老天不負有心人,璧合一對老夫妻。」

兩人在結婚宣誓時,別開生面宣讀了他們共同起草的「結婚宣言」,感性十足:

我們相識了七十年,從幼年孤苦伶仃,一生中的艱辛,多少辛酸的故事,值得我們懷念! 

我們一個夢接著一個夢,為了共同的理想,為了民主和自由,接受挑戰,不斷的接受挑戰。

我們忘記了,彼此說一個「愛」字。

我們跌倒了爬起,又跌倒,又爬起,一個在北京辦《新觀察》,一個在香港辦《展望》,連結了我們的心靈。我們天各一方,還不知道誰是誰?原因是我們都改了姓名。

我們多次逃過死神的召喚,居然都活了八十多歲。感謝美國這塊土地,使得我們又重新團聚,從此,我們相互扶持,安度晚年。

七十年前,我們做過同一個夢,今天我們還做著同一個夢。

後記

司馬璐先生一直說我是最了解、也是最適合寫他與戈揚故事的人。戈揚阿姨與他譜出黃昏戀時,我差一點當了他們的證婚人。冥冥之中,我似乎跟他們挺有緣的。

2002年9月16日,我從前在聯合報美加新聞中心的老長官張作錦(尊稱作老)先生,從台北給我傳真一函說:

「讀了妳9月14日的報導,知道司馬璐先生和戈揚女士結婚了,實在為他們兩位高興,請代致最深的祝福。那年他們兩位訪台,曾小酌共話。當時就覺得,兩位長者,人在海外,能相互扶持,實在難得。

「猶記和妳初次去曼哈頓訪戈揚女士,在她那兒巧遇艾端午兄,你們兩位也成就了一段好姻緣。真是人間佳話。」

作老的來函,勾起我對往事的回憶。

第一次見到戈揚,是1989年4月25日,在美國舊金山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上,因香港《九十年代》月刊主編李怡先生特約我採訪報導會議情況。

初識戈揚,簡直不相信她已年逾古稀。她身裁苗條,步履輕盈,上身穿一件紅色的毛衣,顯得氣色甚佳,臉上的皮膚光滑細膩,說話中氣十足,根本不像一個73歲的老太太

舊金山一別,原以為我們會在北京再見的。沒想到陰差陽錯,命運神差鬼使,最後把我倆都驅到了紐約。

1988年11月,台灣聯合報系美加新聞中心在紐約成立,辦公室設在紐約世界日報總社。當時美加新聞中心主任是張作錦先生,副主任是孟玄兄。作老歷任台灣聯合報總編輯、美國世界日報總編輯及聯合報社長等。他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先後看到我訪問大陸導演吳天明和劇作家吳祖光的文章,大加讚賞。便叫孟玄打聽作者是誰,有意叫我加入美加新聞中心。

孟玄也真有辦法,居然輾轉打聽到我在舊金山的聯絡電話,游說我來紐約。我當時一心想返香港工作,便謝絕了他的好意。

可是,命運弄人。1989年「六四」事件,不但改變了戈揚等人的命運,也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5月13日北京學生宣布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開始,我密切注視事態發展,一顆心懸在半空,每當在電視上看到那些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簌簌往下掉。當北京的槍聲響起,耳聞目睹「六四」血腥屠殺的鏡頭,我心碎夢醒,情不自禁失聲痛哭,那一頭曾經引以為傲的烏黑發亮的頭髮,一夜之間不知白了多少根,

我才相信春秋時代的名將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急白了頭髮的傳說,並非毫無根據。我可以原諒共產黨當年對我的家庭及尚在襁褓之中的我犯下的罪行,但我永遠無法原諒一個號稱「人民軍隊愛人民」的政權用坦克機槍濫殺無辜的行為。

「六四」事件第三天,孟玄的電話又來了,說美加新聞中心急需熟悉中國大陸情況的人手,希望我再考慮。眼看那些當年與我一起跑「中國線」的香港新聞同業,由於赴北京採訪八九民運,大都被列入了「黑名單」,禁足回大陸採訪。好友張結鳳時任香港《百姓》半月刊採訪主任,在天安門廣場中彈掛彩負傷回港。而我說得上是聯合報系聘請的第一個有大陸背景的記者,當時海外民運風起風湧,聯合報系屬下的美國世界日報、歐洲日報大量報導相關新

聞,我自認為可以從中發揮作用,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作崇,我略為猶豫就答應了。

1989年8月,我首次踏足台灣向聯合報社報到。10月16日,我自香港飛抵紐約正式履新。幾乎在同一時間,戈揚也從洛杉磯西來寺來了紐約,住在曼哈頓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公寓。

作老是位富文人情懷的長者,文章犀利,字裡行間卻有股濃的化不開的家國情懷,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他對大陸知識分子有種特殊感情,叫我打電話約請戈揚餐敘。

沒想到這通電話又一次改變了我下半生的命運,歷史有偶然也有必然。那天恰巧戈揚外出買報紙,接電話的是艾端午,後來他成了我的丈夫。

(本文寫於2005年5月;刊於 2009年3月號《前哨》 月刊)

2009年3月1日星期日

郑义:被放逐的卧病于远方的英雄

——在戈扬追思会上的书面发言


今天,我们又在流经自由女神的哈得逊河入海口聚会,爲一位老人送行。

戈扬老离我们而去了,这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

继王若望、刘宾雁等老先生之后,戈扬老又给我们树立起一座反抗极权专制,宁愿客死异乡而绝不低眉俯首的光辉典范,这又是一件令人感佩景仰的事。

如 同上世纪前半叶成千上万投身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戈扬怀抱救国救民,在地上建立人间天堂的梦想而献身于中共革命。在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兴思潮 而具有极大魅惑力的那个时代,这不仅是相当数量知识分子出于社会责任的一种自然选择,而且是一种极其真诚的良心选择。作为晚辈,我们生活在与他们完全不同 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共产主义的世界性之残暴与欺骗已显露无遗,我们当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就是我们这一代,在自己的青年时代,也曾经被那些壮丽的谎言 所鼓动,热血沸腾地 争当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这两代中国人中,少有如同写《1984》 的奥威尔那样的先知。我们都有一个被欺骗而后反叛的曲折经历。戈扬是我们之中的佼佼者。她当年投身革命,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随时准备为真理献身,后 来,当她怀疑革命并逐渐走上反叛之路时,同样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随时准备抛弃前半生奋斗而得到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历史。20年前,八九民运使我们一起 与中共彻底决裂,从此走上一条不归的流亡之路。那时,她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由于她与共产革命血肉相连,她所经历的灵魂挣扎,比我们要深刻得多,痛苦 得多。就这一点来说,她有一颗强健的,英雄般的灵魂。

如果能再过一生,如果仍然是那个时代,我想或许戈扬和她的同志们会有不同的选 择,但就真诚、纯洁、为真理献身这些人类基本品质而言,戈扬是不会有改变的。在今日之中国,在这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道德普遍堕落的时代,戈扬的这种精 神,使她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人杰。无论兴亡成败,也无论得失毁誉,我们都要向戈扬那样"守死善 道"。因为我们同极权主义最本质的冲突,就在于人性。

七年前,为王老送行时,我曾写道:美国最伟大的诗人惠特曼把老年比喻爲"在入海处逐渐宏伟地扩大幷展开的河口"。今天,我们又在流经自由女神的哈得逊河入海口聚会,爲一位老人送行。这位老人正是惠特曼所讴歌的那种"被放逐、卧病在遥远的远方"的英雄。

戈扬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9年1月24日

(人与人权)


于大海:怀念戈阳女士

我和戈阳女士接触不多。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她1991年在《中国之春》发刊一百期庆祝会上的发言。八九民运失败后,海外的民运份子组成了民主 中国阵线,继续为民主奋争。但民阵很快暴露出严重缺陷,陷入恶性内斗中。戈阳在中春庆祝会上说,她最近看到俄国的套偶,觉得很有意思。套偶的勃列日涅夫里 边装着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里边又装着斯大林。戈阳说,据她观察,许多民运份子的内心深处,其实仍然装着一个小毛泽东。祇有把这个小毛泽东挖掉,民运才有希 望。一个革命老人,能这样断然地否定毛泽东,实在难能可贵。

遗憾的是,毛泽东的阴魂至今未散。毛像、毛尸依然沾污着天安门广场。胡锦涛最近又上井冈山“朝圣”了。民众中,不少人把毛像当成吉祥之物。崇毛, 大概算得上今日世界的第一荒唐了。毛泽东干过什么好事?共产革命让中国人站起来了吗?数以千万计的老老实实的中国人,被毛泽东的暴政夺去了生命。他们不但 不能站,连跪、伏都做不到。为了整倒几个不甘心当家奴的共事了几十年的战友,毛泽东不惜挑起全面内战,让几亿民众跟着倒霉。还美其名曰,是为了反修防修, 不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实在是无耻之尤。中国这30年来的进步,是中共放松毛记紧箍咒的结果,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的暴虐。

当然,我明白胡锦涛为什么上井冈山。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时,打出实事求是的旗号,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一碰到评毛,就弃实事求是如敝 屣,代之以为尊者掩。反右、大跃进尚不肯彻底否定,更徨论共产革命本身了。原因何在?全面否定毛,意味着否定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并进而废弃毛共操之多年的 暴力机器。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实事求是可以去见鬼。同样,胡锦涛给毛泽东招魂,也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祇是,在选票决定合法性 已成为普适价值的今天,还挖空心思去抱毛泽东的粗腿,岂不太俗、太贱了吗!相比之下,对民主理念从善如流的戈阳就真诚、潇洒多了。

戈阳和王若望、刘宾雁一样,是在异国他乡走完人生之路的。偌大一个中共,却不准几位老人家重返故土,这看似奇怪,实际是中共心虚、理亏的逻辑结 论。中共担心,这几位风骨凛然的老人会起到楷模的作用,造就出大智、大勇的一代新人。中共能容忍在矮檐下低头不语的生存者。但中共最喜欢的,还是甘愿指鹿 为马、充当打手的奴才。这是中共最大的“内需”。允许流亡人士回国,或者在政治上作出其它让步,都可能打乱满足这一内需的战略部署。严家其在悼念戈阳的文 章中说:“我不信,我的祖国──伟大的、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就没有正义。”我对此深有同感。中国的传统没有民主,但至少是推崇正义、追求“为政以德”的。 今天的当权者很缺德。他们不但赶不上民主的历史潮流,连准许老人家落叶归根的信心和雅量都没有。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在期盼正义到来、民主化重新起步的同时,愿我们大家能象戈阳那样,永远保持真诚和潇洒。
(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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